香港人在台灣2之1:柳廣成

Kaykku
Dec 28, 20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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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彼方仍有機會執起枝筆,寫寫別人的故事,從中探索自我,很是感激。
立場新聞原文

離開香港前,柳廣成開展了一個短篇漫畫創作。故事的主角,是他自己。

柳廣成作品,2020

身處孤島的他,抬頭瞥見空中一隻老鷹在盤旋,既強大,又自由。他跟著鷹的飛行方向,不顧一切地墮進海中,離開孤島。一心追隨自由,卻忘了弱小的他,在大海中滿是天敵的。好不容易游到對岸,老鷹已靜靜地佇立著,凝望遍體麟傷的自己。

「係形容緊要付出好多、或者揼底好多先走到嘅人,好似徒手過海嘅嗰種感覺。」柳廣成為這個未完成的創作下註腳。

今年年中,漫畫家柳廣成、傳媒人曾志豪分別飛抵台灣,尋找新天地。如同這波移民潮中散落四周的香港人一樣,他倆在過程中縱未至於遍體鱗傷,但放棄的、失去的確也不少。記者在台灣拜會了二人,講講自己辛苦建立的新家和新生活,也談談這半年間遇到的辛酸和困難,作出的適應與改變,以及在自由土地上體會到的「不自由」。

柳廣成。攝於台北家中

記者:關冠麒

柳廣成這次出走,算得上是破釜沉舟。

國安法自 2020 年 6 月 30 日起生效。緊接的 7 月,柳廣成將自己社會運動期間的政治畫作,結集成《被消失的香港》一書,主力在台灣發售。自此,他在港的插畫工作大幅減少。早就搬出來過獨居生活的他,開始要燃燒積蓄渡日。及後他申請台灣就業金卡獲批,卻又因當地疫情爆發而一再延期。篤定出發日期時,積蓄已幾近乾塘,但仍要再花數千元買單程機票、寄物資,十五晚隔離酒店更要盛惠萬二蚊港紙。

七除八扣,出發前一刻,銀行戶口只剩 $4,000。不過,錢財還算身外物,最痛是跟親人道別。

9 月,柳廣成在台灣過第一個中秋節。朋友辦了個小型派對,十多個年輕人分享月餅,對酒當歌。他卻想念著當廚師的爸媽每年過節時所煮的家常菜:北方餃子、麻婆豆腐、魚香茄子、日式咖哩飯……

柳廣成父母出席他日本小學的開學禮。

食物透露著背景。山東出生的爸媽,在香港生下柳廣成後,曾舉家到日本生活數年。後來事業遇上阻滯,柳廣成剛升上小學,又突然要回山東一年,最終決定在香港定居。

向家人告白了離開的決定後,柳廣成與過往寡言的父親,反而有了更多深入交談的機會。「佢都算係過來人,年輕嘅時候離鄉別井去日本,隻身衝出去。所以佢明我今日嘅決定,同埋之後會面對嘅困難。好似佢個角色轉到我身上。」臨離開前幾天,父親哭著對柳廣成說:「你以後千祈唔好返嚟喇。」這畫面深深印在他腦海中。

《Zine》2020

這趟離開,柳廣成要告別的,還有愛情。

自身的愛情,曾是他創作的題材。去年年底,柳廣成推出個人畫集誌《Zine》,將自己想跟女朋友說的話,透過一幅幅漫畫表達出來:

「妳看著王家衛的電影,相信著『凡事總有限期』。我不希望你相信,但確實如此。很殘酷。」

像預言一樣。數年的愛情,在狹小的台北防疫旅館中,宣告分手。被困的柳廣成全然沒有挽留的能力。

漫畫與自決

離開防疫旅館時,柳廣成孑然一身,由零開始。

面對一切別離和陌生的環境,他說自己未算太難過:「我覺得最難過係日本住嘅時候,突然間要走。嗰種明明唔係我決定,但都係要走,我覺得痛苦過我而家,自己決定要離開。」

12 月初的一個下午,剛睡醒不久的柳廣成頂著招牌的水兵帽,來到居住的大廈門外,迎接記者上樓。這個家月租兩萬台幣(約港幣 $5,700),位於台北核心區域中山區的一幢舊式公寓大廈內,附近環境略為雜亂,下午路邊偶爾會堆放了等待清理的家居垃圾,蒼蠅嗡嗡作響。轉角是台北紅燈區林森北路,除了居酒屋,樓下最多的就是卡拉 OK 夜店。

柳廣成家玄關的書櫃。

乘電梯爬升,打開大門,迎面而來的是個伸延至天花板的八層書櫃,放滿超過二十套日本漫畫。穿過玄關,經過廁所,就是約 200 呎的起居室連睡房,放了他用來作畫的工作枱。正對面是個黑色電視櫃,電視下面的空間又整齊放了大量書藉和唱片,櫃頂則是一大堆毛公仔,他童年時最喜愛的電玩角色「星之卡比」佔了很大部分。床腳又是另一個書櫃,收藏自己的畫作、報紙漫畫專欄以及其他書藉。

由香港帶到台灣的巨型星之卡比公仔。

除了放書的地方,其他雜物幾乎無容身之地,隨意地散落在家中的其他角落。「書一定要全部帶過嚟。反而書以外,先至係我覺得無關重要嘅嘢……我寧願帶少啲衫。」雖然生活的環境還遠遠算不上充裕、愜意,但空間已至少比在香港住過的劏房大一、兩倍,足夠將原本一直放在香港迷你倉的數十箱藏書,一本不漏地塞進屋內。

這批書,正是他能自決生活的表現。

柳廣成自幼稚園起已迷上日本漫畫,當時家中的大書櫃擺滿漫畫雜誌《少年 Jump》,但為了搬家到中國,卻被逼斷捨離。

歷經四地的兩本《少年Jump》,分別出版於1997年和1999年。
工作枱上的這袋鉛筆碎是柳廣成幾年來努力過的痕跡。

「我覺得人生最大遺憾,係離開日本嘅時候,阿媽將九成漫畫書揼晒,我覺得呢啲先係我成長嘅骨幹……既然今次係自己決定離開香港,所以我有權揀自己想帶走啲乜嘢,第一樣嘢諗到既就係書囉。」柳廣成說起話來語速較慢,感覺內斂但單純,開心時仍像未經歷練的小學生。

當年母親為了敷衍他,隨手塞進行李箱的十多本漫畫書,有兩本倖存至今,雖然經過逾廿年洗禮已「甩皮甩骨」,但柳廣成依然捨不得,穿梭三地後再帶到台灣。除了書,他由香港帶過來的,還有工作枱上一個約 20 x 20 cm 的透明密實膠袋,約七成滿全是鉛筆碎,是他近幾年用鉛筆畫畫累積下來的結果。柳廣成最不能割捨的,始終是漫畫和創作。

只要還能畫下去,剛抵埗時的拮据生活也不太難捱。頭兩個月,柳廣成獲台灣朋友收留暫住,不用煩租金問題,加上自己在香港廢寢忘食地創作期間,早已練得日食一餐的習慣,每日的開支極小。同時,自從他在隔離期間發佈了自己抵台的訊息後,他就陸續收到當地的各種工作邀約,「所以(最初)呢個月係充滿希望嘅窮,唔係絕望嘅窮」。到 11 月,他更在台北一口氣舉辦了兩個個人展。不足半年時間,柳廣成不僅在這片土地找到維生的模式,更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。

台北個人展覽《我離開》。內有年幼時和現在的柳廣成。

在這裡,他的創作也不用再受限於香港令人窒息的空氣。自從國安法生效後,柳廣成就覺得自己畫畫總「勒住勒住」,政治漫畫作品不僅變得隱晦了,而且產量大減,由兩、三日一張,變成兩星期一張,但明明香港社會題材有增無減。身處自由的台灣,他才有空間無顧忌地畫下去。

政治正確的身分

不過,創作和言論自由這回事,並非社會賦予了,就能隨時善用,人是容易迷失的動物。「嚟到呢邊要諗第二啲嘢 — — 係政治正確嘅狀態。我咁啱喺呢個土地,(我嘅身分)係比較政治正確……喺台灣,我 feel 到大家對我嘅認知就係得政治。」

柳廣成在台灣出席過不下十次講座或簽書會,不僅絕大部分聽眾和讀者都只認識他的政治作品,連主辦方也大都出於政治立場才邀約他,「都係叫我要話畀學生知,要觀察社會、關心社會、捍衛言論自由,每個單位基本上都係以呢個為目的嚟搵我。」

柳廣成。攝於台北

因此,來台初期,柳廣成創作時總多了一把聲音:「(喺香港)畫政治嘢嘅時候,真係有感而發想畫。而家竟然多咗個諗法:係咪要持續地(畫政治題材)滿足一啲人嘅期望?都畫開,點解唔畫落去?喺自由嘅台灣社會,反而唔畫?咁講唔通喎。係會製造到少少壓力畀自己。」

在這個自由的空間,柳廣成更要著力於自我抗衡:「要提自己盡可能對呢個議題係有關心嘅,先至去表達。社會議題我希望繼續畫,但佢佔我創作比例幾多,我仲未掌握到:幾多先可以既搣甩個標籤,又關心到社會,同時個動機係純粹?個平衡係幾難搵。」

柳廣成抵台後的政治漫畫。

隔岸觀火

另一方面,距離也為他的創作帶來困難。身處台灣,為柳廣成帶來安全感,但其代價,是對香港社會的疏離感。

《被消失的香港》法文版在今年11月正式出版。

7 月 27 日,仍在隔離期間,首宗國安法案件被告唐英傑被法官裁定罪成,柳廣成即日用鉛筆,簡單地繪畫了唐在電單車上的背影記錄事件。三日後,案件宣判,唐被判囚 9 年,見到新聞後,柳百般滋味難以言喻,卻始終無法拿起畫筆畫下去。

「好離譜好過份,但嗰種感覺係打咗折扣。唔係直接生存喺嗰個環境,就會覺得係隔岸觀火,感受係冇喺香港時咁直接。」柳廣成甚至怕自己越畫,越變得似「風涼話」:「會有少少質問自己:我喺一個有言論自由嘅地方,咁梗係可以無顧忌咁講啦。會驚自己係講風涼話嘅姿態……淨係識講嘢嘅人,唔再喺香港呢個地方繼續捱。」

這種自我質疑,在看過香港無機會上映的電影《時代革命》後一掃而空。柳廣成記得,影片結束後,全場觀眾鼓掌,掌聲直至片尾 credit 播完仍未間斷,哭聲和口號聲伴隨。聽著聽著,過去一直在遊行現場保持冷靜的柳廣成,也第一次被口號所打動:「睇完之後,更加確定呢個自由嘅空間好重要,更加確定我出《被消失的香港》嘅動機係好。佢嘅價值就係喺其他地方……我之所以爭取一個自由嘅空間去畫,就係想其他人知道香港發生緊咩事,咁已經可以將質疑拋諸腦後。」

來台接近半年,柳廣成近日的生活被商業邀約填滿,仍未有機會好好享受無拘無束的個人創作空間。但至少他見識過台灣的創作公司,如何讓商業和藝術可以並存。他也對於自己合作的台灣出版社,能養活過百名本地漫畫家感到神奇。對未來在這片土地的生活,柳廣成有很多想法:想重新製作自己在香港一度放棄的動畫、想跟本地的音樂人合作。

柳廣成。攝於台北

辛苦地由香港游到對岸後,他形容自己正處於「回氣」、「療傷」的階段,正在鞏固自己,蓄勢待發中。

「我覺得係生緊對翼。」柳廣成充滿盼望地說。

柳廣成常用的簽名。

原刊於2021年12月27日 立場新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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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aykku

A Cell Biology background journalist with Apple Daily Hong Kong